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

讲日照历史文化，一定会提到“照邑朴学”。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、兴起于日照、影响(yǐngxiǎng)全国的学术流派，催生和推动了民国国学(guóxué)复兴，其(qí)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，至今仍(réng)有人在挖掘研究。怀着对先贤先学(xiānxué)的敬仰之心，本文给大家介绍“照邑朴学”的开创者和众多传人，以及学术影响。 先说一下(yīxià)“照邑朴学(pǔxué)(pǔxué)”名称的由来。据台湾东吴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祖籍涛雒的丁原基考证，最初“照邑朴学”四字是王献唐在《亡友丁伯弢(tāo)别传》所称,文云:“照邑朴学,导源印林许氏。”（此文(cǐwén)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,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(yīcì)赠送(zèngsòng)伯弢先生次子(cìzi)履延）。“印林”是许瀚的字。这是首次有了“照邑朴学”这一称呼。但丁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“照邑朴学”的学术特色，以及许瀚、丁艮善、丁以此、丁惟汾、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，真正在学界倡树起“照邑朴学”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。 那么，什么是(shì)朴学呢(ne)？朴学是中国(zhōngguó)清代（尤其是乾隆、嘉庆年间）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，因其学风质朴、注重实证而得名，又称“乾嘉学派”或“考据学”。它上承汉学传统，下启近代学术，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(zhuǎnzhédiǎn)。 朴学的(de)(de)主要研究内容为(wèi)经学考据、小学（语言文字学）、史学与文献整理、金石学与考古(kǎogǔ)，其核心(héxīn)特点是考据实证，反对空谈，主张通过校勘、辨伪、训诂、音韵等方法(fāngfǎ)(fāngfǎ)，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考证，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。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（如郑玄、许慎），故称“汉学”，与宋明“宋学”相对。但朴学并非完全复古，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，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小学（文字、音韵、训诂）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领域。 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开山宗师，主张“经世致用”，以《日知录》为代表作(dàibiǎozuò)，提倡以训诂(xùngǔ)考据方法研究经学，反对空谈义理。他与另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、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(dàrú)”。 而“照邑(zhàoyì)朴学”，据曹汉华先生所著《增广“照邑”即日照县，春秋时封(shífēng)卿大夫土地曰“采邑”，秦时推行郡县制，改“邑”为县。 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深远。金代状元张行简、明代状元焦(jiāo)竑都是大学问家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(dúshūrén)。清代以来，以许瀚为主要成员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、海曲(hǎiqū)故城崛起，学习传承前人，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(yǔ)著述，其学术精神(jīngshén)如泰山磐石，扎根齐鲁大地，辐射中原文化圈，终成“山左朴学”之重镇。 我们(wǒmen)先来认识一下“照邑朴学”的创始人，一代朴学大师许瀚。这位200年前从日照大地走出的一位(yīwèi)划时代的伟大学者，博综经史、精于音韵训诂、笃嗜金石，一生为(wèi)他人校书数千册，尤以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用力最勤(zuìqín)，曾(céng)先后三次担纲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时间绵延近三十载，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、精力奉献给(fèngxiàngěi)该书，终使这部巨著面世。 许瀚，生于(yú)1797年（清嘉庆二年），卒于1867年（同治六年(liùnián)），字印林，号攀古小庐主人(zhǔrén)，日照大河坞村人。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，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，读书十分勤苦，对经学有(yǒu)很深的造诣，著有《说诗循序》《大学中庸总义》等。许瀚早年(zǎonián)随课馆（教私塾）于外的父亲生活，受过严格的庭训，18岁(suì)便考中秀才。当时，考据学独霸学术界，出现了“东汉学（指考据学）灿灿如日中天”的盛况。受其影响，许瀚自幼便“博综经史及(jí)金石文字(wénzì)”，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，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。 许瀚29岁(suì)时，山东学政何凌汉对他(tā)十分赏识，特意选拔他当了拔贡。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，它是从各地州府县学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，直接送入(sòngrù)国子监深造。于是，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。其后，他一边(yībiān)在(zài)何凌汉家教私塾，同何绍基（何凌汉之子）、王筠、龚自珍等著名学者切磋学问，一边刻苦攻读，希望“得一官以资禄养”。1827年（清道光七年），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，负责重修《康熙字典》，许瀚也(yě)参加了这项工作(gōngzuò)，任校录，他们一起(yìqǐ)对原书进行了详细校勘，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。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(yǐngxiǎng)最大。 1831年，《康熙字典》修成，许瀚因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（副知州）的(de)官衔(guānxián)。但这种职衔(zhíxián)是很难取得实缺的，为生计(shēngjì)所迫，他接受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，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书籍及(jí)批阅(pīyuè)试卷，开始了幕僚生涯。他先后随陈用光、吴文镕、潘锡恩(pānxīēn)等学政在各地校文，足迹遍及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省。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，但能够有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，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，到40岁左右时便独树一帜。 许瀚在仕途(shìtú)上十分不顺，直到1835年，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(shòuqìng)举行恩科乡试，他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，这时他已39岁了。在清代，举人是不能(bùnéng)直接进入仕途的。所以其后，他又(yòu)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的幕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，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，但(dàn)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，仍然从事古籍校订及小学、金石方面的研究。战争爆发的那一年，他接受了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，当(dāng)了渔山书院的山长(shānzhǎng)，并主持纂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。 许瀚考中举人后，多次参加(cānjiā)会试都没考中，直到1844年仍(réng)不忘科举之事(shì)，又风尘仆仆地从(cóng)日照赶到北京，第四次参加会试，希望能考中进士，但最终再一次落第。恰巧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，许瀚被选为二等，可以做教谕之类的小官，但没有(méiyǒu)具体(jùtǐ)职务。不得已，他只好离京南返，来到家乡沂州府，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。在沂州期间，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，为保护文物作出(zuòchū)了很大贡献。后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的《史籍考》，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（今江苏省靖江市），负考订(kǎodìng)校勘。 许瀚到清江浦(qīngjiāngpǔ)后，遍览群书，用了(le)近两年的时间，写成了《拟吏籍考校例》，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、重复、漏略、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，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完毕。恰在这时，潘锡恩生病回籍(huíjí)，收回《史籍考》不(bù)刊刻了。这样，许瀚无处谋生，只得以教私塾为业，处境相当困难，其父年老多病，自己亦重病缠身，右手一年(yīnián)多不能写字，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(jiéjū)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，抱病校勘并(bìng)刊刻了清代乾嘉时期集学者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(jùbò)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。但当此书刊成之时，许瀚已负债千余金。桂馥（1736—1805），字未谷，号(hào)雩(yú)门，山东曲阜人，他以考据学为根基，在文字学、金石学、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(kāichuàngxìng)成就，被誉为“清代说文四(shuōwénsì)大家”之一，与段玉裁并称“桂段”。 1852年（清咸丰二年），许瀚(xǔhàn)当上滕县训导，时间不长便因病辞职归里，但留下了(le)“博学善教”之名。后来，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学政，邀请他到杭州帮助批阅试卷。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，他借了川资，远涉千里前往，其生活困苦，可见一斑。晚年许瀚回到(huídào)家乡(jiāxiāng)，受聘主讲(zhǔjiǎng)日照奎峰书院。 奎峰书院是清代山东日照地区重要的(de)教育机构，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(shíbānián)（1838年），由日照知县周瑞图倡议(chàngyì)，县绅捐资在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。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隅（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），其名取“一县文峰”奎山之意。初期(chūqī)规模包括大门一楹、讲堂五间、西厅三间，后经多次扩建，光绪年间(guāngxùniánjiān)又陆续(lùxù)扩建考棚、过厅等设施，成为兼具教学与科考功能的综合性场所。1903年，书院改制为“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堂”，1924年在此基础(cǐjīchǔ)上成立(chénglì)日照县立初级中学，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。 奎峰书院虽以科举教育为主，兼重训诂、音韵等小学（语言文字学）内容，与乾嘉(qiánjiā)朴学“由字通词，由词通道”的理念一致(yízhì)，与清代朴学（考据学）有着深层联系。书院聘请举人、进士授课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朴学大家许瀚。1860年（咸丰十年），许瀚以病弱之躯在此(cǐ)主讲(zhǔjiǎng)一年，每月(měiyuè)坚持(jiānchí)四次阅卷。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，更是地方文化枢纽。光绪年间，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(túshūguǎn)馆长的丁麟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，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，为“照邑朴学”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(jīchǔ)。 奎峰书院虽非(suīfēi)朴学核心发源地(fāyuándì)，却通过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，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纽带。其从科举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，既见证了(le)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的过渡，也彰显了日照(rìzhào)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。正如王献唐所言，奎峰书院的历史，是“照邑朴学”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(suōyǐng)。尽管原建筑多已(yǐ)不存，但其作为日照一中、东港一小的前身，至今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。 许瀚一生(yīshēng)仕途坎坷(kǎnkě)，穷困潦倒，但在讲学、著述和(hé)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，是当时北学的代表(dàibiǎo)人物之一(zhīyī)，有“山左许瀚之学”的称誉，龚自珍《已亥杂诗》中有《别许印林孝廉瀚》：“北方学者君第一，江左(jiāngzuǒ)所闻君毕闻；上厚(shànghòu)水深词气重，烦君他日定吾文。”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。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许瀚才42岁，还没达到学问的最高峰。作为来自(láizì)南方学派的龚自珍，多少还有点自高(zìgāo)。龚自珍（1792—1841），字璱人，号定庵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，清代(qīngdài)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良主义先驱。他的诗句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等脍炙人口，无人不晓。 许瀚也(yě)是清代著名的音韵训诂(xùngǔ)学家。在我国古代，语文学被称为小学。它经过(jīngguò)曲折发展，到清代达到顶峰。在治学方法上，他师承高邮王氏(wángshì)父子，以训诂声韵求(qiú)义理，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。清代，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，但能同时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门学问的并不多，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深的造诣。 许瀚也是清代(qīngdài)著名的(de)校勘学家。《清史稿(qīngshǐgǎo)》称其“校勘宋、元、明本书籍，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把他同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，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。 许瀚又是道光、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(de)金石学家。许多学者认为他(tā)的金石学研究在当时属于第一流，尤其是对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许瀚这一生喜欢(xǐhuān)购求金石文物，手中稍微有点余钱都用于(yòngyú)金石拓本收藏(shōucáng)。其《攀古小庐文钞》考释金文178篇，辨析器物真伪、铭文义例，被誉为“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之作”。 许瀚还是一位方志(fāngzhì)学家。《中国方志大辞典·方志人物》收有许瀚的小传。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《济宁直隶州志(zhōuzhì)》，该志结构完整，叙事明晰，历来颇好评(hǎopíng)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亦称(zhōngyìchēng)其为清代名志。 许瀚更是一位书法家。《续滕县志》称其“尤善书法”，光绪(guāngxù)《日照县志》也说他(tā)“工书翰，士林珍之”。道光年间，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，但(dàn)“索字者日塞其门”。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，磴山(shān)摩崖石刻(shíkè)“羡君堪作王家瑞”笔力雄浑，丁艮善勒石镌刻，成为日照文化地标。 许瀚除了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，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，荫庇后学，提携晚辈，使朴学能在日照(rìzhào)传承。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，以丁楙五、丁艮善(dīnggěnshàn)、丁以此三人最著，号称“许门三弟子”。文化学者丁博原先生所(suǒ)著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（族事略 人物志）中有(yǒu)此记载(jìzǎi)：“咸丰同治间，照邑朴学盛行。族人丁艮善、丁楙五、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(dàjiā)许瀚，各尽所长，皆(jiē)有专著，时人称曰“许门三弟子。”丁艮善精于小学，校勘颇多，被誉为“山左宿学”，其学问由其子孙承袭，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(xiūjiāpǔ)，广辑文献，誉录(yùlù)遗稿，刊刻旧编，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，惜英年早逝，未竟其志，未展(wèizhǎn)其才；丁以此少以家贫，无力举业，然独精音韵，著《毛诗正韵》，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。民国(mínguó)以后，丁惟汾著述颇丰(pǒfēng)，且得以完整保留，所撰《诂(gǔ)雅堂(yǎtáng)丛著》六种，其中《方言音释》《俚语证古》《毛诗韵聿》已由齐鲁书社出版，其他三种也已在台湾发行。其主编之《山东革命党史稿》现有文稿存世。” 日照丁氏尚文重教，四百年来文化繁荣，积学深厚(shēnhòu)，乃科宦世家，是日照几大名门望族之首(shǒu)。许瀚三位弟子都出自丁家，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，当然还有后来人。丁楙(mào)五(wǔ)、丁艮善都是清康熙年间进士(jìnshì)丁旹的后人。丁旹修县志、创家谱，开一代诗风，成为日照文化的奠基人，也(yě)是日照丁氏家族的“文献之祖”。丁家自此人丁兴旺，人才辈出，演变为日照丁氏“老四支长房三支”，其(qí)后代51年间，实现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”。 许门(xǔmén)三弟子秉承(bǐngchéng)许瀚“无征不信”的学风，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丁楙(mào)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丁秉善，他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。“传小学(xiǎoxué)者，有丁楙五伯才，著《说文韵律》。继即(jí)竹筠先生（即丁以此），著《毛诗正韵》。后则鼎丞先生（即丁惟汾(dīngwéifén)），学寖光大”（出自《增广得很明白。丁楙五专治小学，尤精音韵。平生最大的功绩是集文献、修家谱，可惜英年早逝，未展其才。 丁艮善则以经学(jīngxué)见长。他协助许瀚(xǔhàn)校勘吴式芬《捃古录(gǔlù)金文》，对青铜器铭文的训诂多有创见。其《毛诗传疏考证》以音韵通经义，纠正陈奂《毛诗传疏》疏漏，被王闿运誉为“东州绝学”。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编纂(biānzuǎn)，参与《日照(rìzhào)县志》修订。他擅长书法，工篆、隶、楷书，且自成一家。现河南许昌、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。 丁以此，字竹筠，专攻(zhuāngōng)音韵学。他是许瀚(xǔhàn)晚年所收弟子，继承许瀚“因声求义”之法，著《毛诗正韵》重构《诗经(shījīng)》古韵系统，章太炎称其“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”。作为丁惟汾之父，他将(jiāng)朴学融入家庭教育，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。 丁惟汾，字鼎丞，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，治学(zhìxué)承其父，其在日本留学，与(yǔ)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往来密切，“照邑朴学”又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，成就斐然(fěirán)。近人王献唐、屈万里、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，互为师友，各有专精，溯其治学，与“许瀚之学”有相传承。王献唐（前篇已有介绍(jièshào)），许瀚再传弟子。其父王廷霖是(shì)名中医，更喜金石(jīnshí)文字之学，师承许瀚，家藏(jiācáng)金石拓本(tàběn)数千件，自幼耳濡目染。王献唐开创“考古与文献互证”之法，在城子崖遗址(yízhǐ)发掘中，结合《水经注》等典籍考证龙山文化，倾一生之力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，提出“东夷文化中心论”，震动学界。 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一名大师，他的信中对(duì)许瀚作了(le)很高的评价，称“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，皆为研究所得之……此君地位，与孙仲容伯仲之间，乃最早之金文(jīnwén)大师，而其著作不传，可恨！” 学界对许瀚(xǔhàn)的研究(yánjiū)也一直在接力。清末民初，梁启超、丁惟汾、章炳麟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(niándài)，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、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就开始搜集整理(zhěnglǐ)其遗著，并编辑有《许印林遗书》二十余册(cè)；二十八十年代，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(yuán)行云先生编成《许瀚年谱》，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全集》（上）；原山东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《许瀚日记》。 进入新世纪以来(yǐlái)，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，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(jiàoshòu)、宋开玉教授，上海博物馆(shànghǎibówùguǎn)柳向春教授，曲阜师范大学周洪才教授、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。山东大学古籍整理(gǔjízhěnglǐ)工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、二、三辑还集中影印了大量(dàliàng)许瀚手稿(gǎo)和抄稿，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。 除大陆部分学者(xuézhě)外，在台湾的(de)日照籍学者丁原基出版了(le)《许瀚之(zhī)文献学研究》一书，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《许瀚之金文学研究》。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，相映生辉。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。 还有两位(liǎngwèi)日照地方文史(shǐ)学者，不得不提。一位是(shì)东港区涛雒镇(zhèn)的(de)(de)文化学者丁博原(dīngbóyuán)，另一位是岚山的文史专家曹汉华。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于2023年，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《史话日照》文化访谈节目“方志(fāngzhì)日照”，我和博原同为访谈嘉宾，相互交流甚多，很受教益。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近日(jìnrì)，因为写人文日照文章，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。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请教。特别是计划写“照邑朴学(pǔxué)”这个题目时，因为没有专门作过研究，感觉不太敢写，但博原认为(rènwéi)应该写，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，是一件(yījiàn)大好事。为此，他还专门赠送我《丁氏(dīngshì)家族志》。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，深感震撼。国有史，邑有志，家有谱。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上，依志之例，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，是当之无愧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。 我与汉华弟相识逾30年，对汉华弟研究许瀚一事早闻大名。他用(tāyòng)了(le)20年时间(shíjiān)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(sōujízhěnglǐ)，先后出版了《增广近日，我专门(zhuānmén)去山东万方集团，与他进行(jìnxíng)了交谈。同时还见到了岚山区政协原副主席孙树诺，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郑培晋，万方集团的副总王汉军，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。交谈中得知在区政协的指导下，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，专门成立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，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。研究会成立以来，团体(tuántǐ)非常活跃，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，大师之风、后人(hòurén)推崇，令人欣慰、值得肯定。 我深深感受到(dào)，无论是一个地方的文化，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，都需要一批有学识、有奉献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去挖掘、去弘扬，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护(bǎohù)与传承，民族(mínzú)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。 日照朴学的崛起(juéqǐ)，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。许瀚(xǔhàn)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“尊经重道”的传统(chuántǒng)，又因濒海而具开放视野，不完全拘泥于古人，既尊重传统，又敢于修正谬误。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，考释铭文必亲拓原器，这种(zhèzhǒng)“脚踏实地”的学风，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。丁惟汾将朴学精神(jīngshén)注入革命实践，王献唐以学术守护(shǒuhù)文化命脉，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，皆体现了日照朴学“经世致用”的终极追求(zhuīqiú)。 照邑朴学已经是一个跨越时代、跨越地域，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。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，袁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，丁原基(yuánjī)先生则在(zài)学界(xuéjiè)首倡旗帜，可惜三位先生都(dōu)是天不假年，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，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却始终未在学术界(xuéshùjiè)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关于照邑朴学的(de)学术(xuéshù)范畴，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的一个派别，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到同光之后的南北位移，成为上承乾嘉、扬州学派，下启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。也就是说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(chēngqǐ)了(le)晚清乾嘉学派、扬州学派的大梁，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(dàshī)。 从地域上看，许瀚一生讲学的五大书院(shūyuàn)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大半个中国。济宁渔山书院、临沂琅琊书院、淮阴清江书院、赣榆选青书院、日照奎峰书院是(shì)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，由此串联(chuànlián)起大批的后起学人(qǐxuérén)。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、中国的台湾。 从学派的构成成分看，除了许瀚(xǔhàn)的直系弟子三丁一吴，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(bìng)传刻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(yīpī)学人，比如杨铎、高均儒、丁妟以及他们的子弟，稍晚一点的吴重熹、王懿荣、丁惟禔(zhī)及其(jíqí)传人(chuánrén)；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的吴式芬、潘锡恩、吴荣光等。其中，王懿荣（1845-1900），中国近代金石学家，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。丁惟禔（1862-1895），字亦康，号伯平，是光绪年间进士，日照丁氏第一个(dìyígè)翰林。 从著述成就上看，代表性的(de)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……》之外，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（包括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）《史籍考》《攈古录(gǔlù)》《三迁志》《济宁直隶州志》等都可以作为照邑(zhàoyì)学派学术代表作。 从直接(zhíjiē)学术传承上看，清以后日照乃至山东的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(tā)的门下，曹汉华在《增广许瀚年谱》中(zhōng)多有论述。与丁惟汾保持联系(bǎochíliánxì)的民国三大家章炳麟、黄侃、刘师培，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、发扬光大。 当然，这些直接(zhíjiē)间接的学著例证，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，恕学识(xuéshí)有限，在此文中不能一一列举。 在此文写作过程中，我与汉华、博原多次交流，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素材，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，让我很感动(gǎndòng)。既佩服他们勤勉博学，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，同时也(yě)惭愧自己学识浅薄(qiǎnbó)，真正(zhēnzhèng)是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 从许瀚在(zài)磴山勒石铭志，到丁原基(yuánjī)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(xuéshù)，照邑朴学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，始终以实证精神为骨，以文化担当为魂。这种学术传统(chuántǒng)，不仅是日照的文化标识，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。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：“山海蔚灵秀，葱郁钟大儒。”日照朴学的薪火(xīnhuǒ)，将永远在山左大地上闪耀。正是： 照邑朴学文脉长，海曲遗韵永(yǒng)流芳。 山左敬(zuǒjìng)文翰林立，齐鲁崇德功名扬。 奎峰书院(shūyuàn)书声悠，丁氏家族人才旺。 尊经重道(zhòngdào)昭日月，薪火相传写华章。 （注：文稿内容参阅了《增广(zēngguǎng)<许瀚年谱>》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《日照历史文化故事》等专著(zhuānzhù)资料）